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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筆記 vol.12 黑石號的金銀器 - the Gold and Silver of the Tang Shipwreck.




金银器与商胡

齐东方


8世纪后期,中国的扬州出现了一场叛乱,唐朝将军田神功平息叛乱的同时,大肆抢掠百姓商人的资产,还残忍地屠杀了数千名阿拉 伯商人。他回到京师长安,把包括大量金银器在内的财宝献给了皇帝。这一事件从侧面表明,扬州居住着大量的外国商人。


扬州一带也被称之为浙西,中晚唐时期以后工业、商业崛起中逐渐成为金银器制作中心。这里曾有三次重大发现: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950余件银器、浙江长兴县下莘桥出土100余件银器、浙江临安水邱氏墓出土38件银器。丁卯桥、下莘桥的银器,同类器物重复率极高,绝大多数未经使用,还有许多半成品,似乎是出售或专门订作的商品。



“黑石号”沉船上的金银器极有可能是在扬州一带制造的。原本唐代制作金银器的中心是在首都长安,由中央政府控制的“金银作坊院”生产。8世纪中叶以后,产、贡金银的州府大都在南方地区,全国产金地南方占 92%,产银地南方占94%,岭南道、江南道一跃成为金银器制作原料新的供应地,当皇帝突然下令索要数目惊人的金银器时,当地官员能很快筹集到原料作好送上,制作之地正是扬州一带。


9世纪初出任淮南节度使的王播,曾三次进献皇室金银器皿,数量多达5900多余件。 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唐代首都长安还曾出土过一件葵花形银盘,是9世纪中叶担任浙西观察使、盐铁使的敬晦进奉的,堪称唐代鎏金银器豪华之最的法门寺鸳鸯纹银盆,也是“浙西”制作贡献于皇室,后经皇室施舍于法门寺。



椭圆花瓣形鹿狮纹银盒

唐(618—907年)

高3厘米,宽6.5厘米,长9厘米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这一组小巧精致、造型多样的银盒,制作工艺精美。上下子母口,扣合严密,四周鎏金一圈。盒盖盒底均以细密的鱼子纹为地,但盒盖上以捶揲技术,制作出凸起的浮雕式动物花草纹,并錾刻细节,通体施以鎏金,使得纹样更为饱满立体;而盒底上的鎏金动物纹样则是平面錾刻。一器上采用鎏金、錾刻、捶揲多项工艺技术,可见工巧之精。


黑石号的银盒与“盈”字款的白釉绿彩器,共同发现在船舱的底部位置,可见当时都是作为贵重物品存放在船上的。




黑石号沉船上的金银器中有多件银盒〔图十三〕,都是曲瓣的形态,造型如花朵或云朵,纹样是缠枝卷蔓、飞鸟奔兽。刻意强调器物的弧曲变化,使整体造型优美流畅,正是当时普遍流行的作法,同类造型、纹样的器物在唐代器物中多有发现,西安东郊十八街唐墓的四曲椭圆银 盒、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多曲近三角形银盒、陕西蓝田杨家沟和洛阳偃师杏园出土的云头形银盒等都与“黑石号”沉船上的银盒很相似。


“黑石号” 沉船上的一件银盘饰有犀牛纹〔 图十四〕,与洛阳偃师杏园唐墓出土银器类似。金长杯的造型及纹样〔图十五〕,在唐代也有发现。可见 “黑石号”沉船上的金银器,不仅产于中国,而且是南方扬州一带的产品。




双雁纹金长杯

唐(618—907年)

高4厘米,宽10厘米,长15.4厘米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四曲椭圆形长杯,杯体浅,带有高圈足。长杯外壁素面,内壁錾刻纹饰分为三层。内口沿一圈为鱼子纹地叶瓣边饰,内腹均匀分布四组阔叶大花,内底椭圆形框内錾刻鱼子地双雁衔草纹。黑石号亦出水另一件造型相近的金长杯,但内外素面。根据唐代金银器的考古学分析,此类造型纹饰的长杯断代应在九世纪上半叶,是萨珊式多曲长杯在中国的创新演变。


唐代金银器皿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唐律疏议·杂律》中记载:“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中晚唐以后,地方进奉之风开始盛行,扬州所在的淮南道成为了南方向朝廷进贡金银器的供应地。



船货中有一件杯饰有犀牛纹,在洛阳偃师杏园唐代穆棕墓出土的银盒上有类似的图案。南方地区喜爱真实动物胜过虚构的动物,对动物造型追求逼真的效果,追求写实,似乎有深远的历史渊源。


江西新干出土的商代铜器用人面代替饕餮,湖南出土的青铜尊将栩栩如生的四只羊装 饰在器腹,四川广汉三星堆也出土带动物装饰的青铜器。直到东晋南朝时期的陶瓷鸡首壶、蛙形水注、羊形插器等,历代南方器物的动物造型和图像所表现的真实感几乎要掩盖过器物本身的形式,显示地方艺术特色和相对独立性。表现出南、北两方在传统习俗和艺术品位上的不同。扬州既是金银器制造中心又是集散地,还是唐朝皇室所需的供应地,“黑石号”沉船的发现首次证明了扬州一带的金银器还远销海外。


不仅如此,有几件器物前所未见。方形金盘〔图十六〕为新发现,除造型特殊之外,纹样也少见,主题为似芭蕉的植物叶,并在中心构成“卍”字图案。边饰也由这种植物叶排列组成,与绝大多数用细碎叶瓣组成边饰的中晚唐时期金银器不同。“卍”字在佛教文物中可见,少量出现在铜镜上,有人解释为吉祥的符号,出现在金银器上尚属首见。



还出现蜜蜂(或蝴蝶),这曾在丁卯桥银器上见过,丁卯桥的菱形银盒,以蝴蝶纹为主题,逼真写实,是唐代后期南方地区新出现的纹样。 这件方形金盘纹样相似的还有一件略呈四瓣花形的圆金盘。方形金器是孤品,纹样新颖,是否可能是为输出海外专门制造的呢?


沉船上还有一件带把杯〔图十七〕,体积很大,八棱杯体,每面有一歌舞胡人粘贴在八棱的平面上,没有地纹,联珠纹錾刻而成并不凸起。口沿下有连续排列的四叶一组的图案,圈足为莲瓣 纹,这类纹样的年代约属9世纪。在唐代前期曾出现一批带把的八棱杯,原本是受粟特影响出现的器类,主要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盛唐以后几乎不见。“黑石号“沉船的这一发现有些意外, 它在造型上与唐前期的同类杯十分相近,连把上指垫部位饰胡 人头的细节都属同一风格。这件器物重新出现在扬州,并非是全新的创造,令人联想到前述史书记载的田神功在扬州屠杀商胡、抢夺金银器的事件,或许是扬州的商胡不仅销售而且制造金银器,而这件器物很可能是接受外来订货的产物。




伎乐纹八棱金杯

唐(618—907年)

高9.2厘米,宽10.8厘米,径13厘米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八棱金杯由纯金制成,共有八个棱面,每面焊接由金片锤揲而成的不同人形,分别为一位舞者和七位乐伎,根据其高鼻深目的特征,应为西域胡人。胡人乐舞伎的形象在唐代的金银器、玉器上较为普遍。金杯侧面有环形指鋬,搁放拇指的指垫錾刻了两个卷发长须、相背胡人头像纹。金杯的造型同时期也被采纳于陶瓷生产中,黑石号文物中的一件邢窑白釉杯、巩县窑绿釉杯都与此相近。


黑石号的金杯尺寸较大,做工稍欠精细,底部花草纹饰与同船的银器相近,学者们推测为九世纪初在南方地区制作。


“黑石号“沉船上的提梁银壶〔图十八〕,扁状器体,相似的器型在杭州五代吴越时期的雷锋塔塔基中、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也曾出土。扁状提梁壶更适合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方便携带, 也影响到了中原内地的器物制造。



以上这些非唐代本土风格金银器的首次发现和重新出现,至 少显示了在制造和销售过程时有购买者的参与,其制作目的大概 是为了观赏和财富保存,从而被作为商品带出中国。



“黑石号”是一艘9世纪时往来于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船,满载着中国唐代各地风物,包括大量丰富的外销陶瓷器、金银器及青铜镜等,触礁沉没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沉寂千年之久后,它出落水面,仿佛一颗凝固的时间胶囊,将9世纪的东西方海上贸易盛景封存其间,见证了亚洲先民扬帆远航、劈波斩浪、创造海洋文明的辉煌历史。


这次展览是“黑石号”沉船文物首次亮相中国,也是海外发现最大体量、最精美唐代文物的第一次重归故里。唐青花、江心镜、白釉绿彩器、精美金银器,这些独一无二的珍贵品类,对喜爱中国文物的观众来说意义非凡。同时,展览还荟萃了何家村窖藏、巩义窑唐青花、长沙窑外销瓷、扬州和青龙镇等地各类考古出土品,以丰富我们对9世纪唐代社会生活以及海上贸易的全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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