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时逢中新建交30周年，上海博物馆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联合举办“黑石号”沉船文物展，这亦是继2019年上海与新加坡开启全面合作新机制之后，进一步深化人文艺术方面的互通互鉴。
展覽筆記 vol.11 黑石號的越窯、邢窯及金銀器 - the Yue, Xing kilns and Silverwares of the Tang Shipwreck.
“黑石号”是一艘9世纪时往来于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船，满载着中国唐代各地风物，包括大量丰富的外销陶瓷器、金银器及青铜镜等，触礁沉没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沉寂千年之久后，它出落水面，仿佛一颗凝固的时间胶囊，将9世纪的东西方海上贸易盛景封存其间，见证了亚洲先民扬帆远航、劈波斩浪、创造海洋文明的辉煌历史。
这次展览是“黑石号”沉船文物首次亮相中国，也是海外发现最大体量、最精美唐代文物的第一次重归故里。唐青花、江心镜、白釉绿彩器、精美金银器，这些独一无二的珍贵品类，对喜爱中国文物的观众来说意义非凡。同时，展览还荟萃了何家村窖藏、巩义窑唐青花、长沙窑外销瓷、扬州和青龙镇等地各类考古出土品，以丰富我们对9世纪唐代社会生活以及海上贸易的全景认识。
越窑：
越窑青釉刻划荷花纹穿带壶
唐（618—907年）
高22厘米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器口呈杯状，束颈，扁圆腹，腹部刻划花卉装饰，腹及肩部各有一对称系。器盖呈伞状，盖面有印花装饰。
穿带壶在晚唐至五代时期颇为流行，仅黑石号上就见有青釉、白釉及白釉绿彩三种。1985年河南省三门峡市张弘庆墓出土了一件与本品相似的越窑穿带壶，不过其腹部刻花纹样略有区别，整体腹部显得更加饱满。需要指出的是其器盖完好，呈伞状，盖面有印花装饰，特征与出水的器盖基本一致，据此可为这两件展品的组合提供参考。
张弘庆墓虽伴出墓志，但志文漫漶，只知其卒于“□□四年”，故而难以为此式器物提供准确的纪年依据。不过据考证，墓主极有可能殁于长庆四年（824），与黑石号上的货物年代相当。此类器物的产地应当在上林湖一带，荷花芯窑址见有造型类似的标本，但无刻花装饰。
越窑青釉镂空熏炉
唐（618—907年）
高13厘米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两件展品样式大小均相似，不过在盖面的刻花镂孔上有所区别，一件镂刻牡丹花叶，以刻花勾勒出叶脉，且器身胫部也有镂空装饰；另一件则只在盖面上作抽象的花卉镂空装饰。
国内也有同类薰炉出土，1985年台州市三门县海游联合村建造聚氨酯厂时出土了一件同类型越窑薰炉，但是其盖面并非圆顶，而是作平顶处理，宝珠纽也被相应地做矮，胫部的镂空则直接处理为圆孔。另外，在河南偃师唐墓中出土了造型相似的石质薰炉，其盖面上似乎没有宝珠纽，该墓的纪年为会昌五年（845年）。
从考古材料来看，这类薰炉可能由流行于隋代的笼式薰炉演变而来。郧县嗣圣元年（684 年）李徽墓出土过一件石质薰炉，其样式已经与上述展品接近，但盖子还只处于顶部，器身较长，且镂空为长方形状。而这些特征却是隋代笼式薰炉所常见的。
巩县
白釉绿彩贴塑龙纹花口碗
唐（618—907年）
高4.6厘米，口径14厘米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四瓣花口，弧腹，碗心贴塑模印团龙纹，龙纹呈浮雕状凸起，遒劲有力，周围珍珠地装饰。通体施淡绿色釉，碗心釉层汇聚处绿色较深，釉面玻璃质感强，整体开细碎片纹。团龙纹之外，同船还见有白釉绿彩贴塑飞鸟纹碗残件。
同类型的碗亦出土于江苏扬州三元路唐代遗址中，四瓣花口，中间贴塑模印龙纹，但两者泼彩方式不同，釉面呈现多处大面积绿斑，扬州出土者与黑石号上出水的另一件贴塑龙纹碗相似。伊朗萨法尔王朝首都尼什布尔（Nishapur）遗址亦出土白釉绿彩贴塑龙纹碗残片，模印纹样如出一辙。
晚唐、五代时期，大量釉陶和瓷器开始模仿金银器皿的造型，南北各窑口均有不同程度的生产，不仅造型极力模仿，装饰方面亦追求达到同样效果。此碗碗心的模印贴花凸起即为模仿金银器锤揲工艺制作呈现出的立体效果。碗心龙纹为唐代典型的团龙纹饰，常见于唐代铜镜及金银器之上，如陕西西安何家村金银器窖藏出土一件錾刻龙凤纹银碗上的团龙纹样，从尺寸、构图到样式，与此件贴塑龙纹相似度较高。
白釉绿彩贴塑鱼纹吸杯
唐（618—907年）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两件均为敞口，弧腹，折腰，喇叭形高足。外壁贴塑一根长管直通底部，长管中空，并用两系固定，杯内底有一小圆孔与管相通，孔上置一条游动的小鱼。此处小鱼的设计极为巧妙，它的出现，恰好遮挡住了与管相连的小孔，同时增加了美观度和生趣，可谓独具匠心。同船还出水了数件白釉绿彩及绿釉吸杯，杯中除了鱼之外，也见有贴塑龟、鸭的，造型精美，活灵活现。
目前所见最早的吸杯出土例为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银鎏金荷叶形吸杯，此杯口径3.5厘米，高仅1.5厘米，极为小巧，系模仿荷叶形状制成，制作精细，叶片的摆动及叶脉纹路均有表现。唐人诗中就有真正使用荷叶这种天然吸杯的记述，戴叔伦《南野》“茶烹松火红，酒吸荷叶绿”和曹邺《从天平节度使游平流园》“乘兴挈一壶，折荷以为盏”。唐人也称吸杯为“碧筒杯”。段成式 《酉阳杂俎》载：“取大莲叶置砚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屈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筩杯。历下敩之，言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水。”
陶、瓷质吸杯，应为仿金银器造型制作，除黑石号出水一批白釉绿彩及绿釉器之外，其他所见零散。国内，扬州唐城遗址可见几例，如扬州教育学院及扬州三元路工地各出土一件绿釉陶吸杯残件。海外地区，伊拉克萨马拉遗址出土有白釉绿彩吸杯残片，釉面光亮，与黑石号出水品类似。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有同款绿釉陶吸杯，中间贴塑小鸭。
白釉绿彩“进奉”铭盘
唐（618—907年）
口径23.5厘米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敞口，宽折沿，浅弧腹，圈足。浅红色胎，通体白色化妆土打底，其上施透明釉，釉面开细碎纹片，可见大面积绿色釉斑流淌。满釉支烧，内外底均可见三岔支钉留下的支烧痕，故推测其为叠烧产品。内壁刻划有菱形花叶纹，此纹饰亦见于同船多件器物上，具有异域风格。外底刻有“进奉”二字，较为独特。
目前所见唐代“进“、”进奉”款瓷器均为邢窑白釉产品，且有学者结合墓志研究认为此类款与“进奉瓷窑院”及贡瓷制度有密切关系。但此件白釉绿彩“进奉”铭盘，其正面带有的菱形花叶纹装饰在国内发现极少，多为海外遗址出土，似有外销倾向，与底面“进奉”款贡瓷的性质似乎有相互矛盾之处。同时，此类泼彩方式的白釉绿彩也几乎不见于国内除扬州地区以外的遗址当中，而国外遗址中屡有发现。
白釉绿彩狮柄龙口执壶
唐（618—907年）
高32厘米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敞口，长颈，溜肩，弧腹，平底。肩部一侧置龙首形短流，面部特征琢刻清晰，另一侧置狮形把，狮子形象生动，双爪前伸，趴伏于器物口部，脚蹬器壁，此处设计巧妙，恰好用身子充当了执壶的“把手”。流与把之间对贴双泥条双系。这件执壶造型端庄，尺寸较大，是同类产品中的大件。胎质细密，胎色微泛红，通体施白色化妆土，其上罩透明釉，再施加绿色彩釉斑块。
狮柄龙流装饰的白釉绿彩执壶目前在国内出土材料中尚未见到，而相同构造的执壶可见于同时期的白瓷当中，其中有的狮柄龙流都有，有的仅有狮柄。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狮柄龙流白釉执壶，高20.3厘米，狮与龙的刻划也较为精细。河南偃师杏园唐大中元年（847）穆悰墓出土一件白釉狮柄执壶，其墓葬年代与黑石号沉船所显示的年代相近，应为同一时期制品。仅有狮柄的白釉执壶及残件还见于河南陕县唐墓、陕西西安004工地主厂区以及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晚唐堆积层当中。从这些白瓷制品的胎、釉以及工艺特征来看，均为河北地区窑场产品。
巩义窑青花花卉纹盘
唐（618—907年）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
在“黑石号”沉船中发现的三件完整的唐代青花瓷盘，有力地证实了我国的青花瓷器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生产。这类青花瓷残片在当时最大的贸易港口——扬州的唐城、文化宫等唐代遗址有少量出土，后在巩义的白河窑址以及黄冶窑址也发现了唐青花瓷片，证实其烧造地点就在河南巩义。
盘心纹饰以菱形开光为中心，绘花叶纹样，黑石号出水的三件青花，虽各有不同，但皆以菱形花叶装饰。类似构图亦出现在同一沉船出水的白釉绿彩瓷器之上，如最受瞩目的高足把壶，及盘、罐等。有研究者指出，这类菱形花叶纹是波斯陶瓷上常见的装饰纹样，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有大约公元九世纪的波斯釉陶，盘心即以菱形花叶装饰，因此，这类纹样可能与外来影响有关，而以此纹样装饰的青花、白釉绿彩、长沙窑等，亦多与海外贸易相关。
邢窑
邢窑白釉把杯
唐（618—907年）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三件把杯皆仿金银器造型，唐代国力强盛，使用金银器成为上层风尚，同时对外交流繁盛，器物风格深受粟特、萨珊影响。
就把杯而言，唐代金银器中有圆筒、八棱、罐形及圜底碗形等数种，多属粟特式样，而瓷器皆有模仿，此件筒形把杯，即与沙坡村出土素面把杯、何家村出土团花纹把杯形制接近。对高等级金银器的模仿，是唐代瓷器的突出特点，陆羽在《茶经》中曾评价邢窑“类银”，其审美与价值取向可见一斑。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