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2.2平尺，但中國藝術自古以來神品不論大小尺寸。法書本無價⋯
想起趙孟頫蘭亭十三跋，列出如下：
第六跋：「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
第七跋：「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盖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
第十一跋：「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
特別是第十一跋，道出了千古不變的真理，書法貴在人品，做人也是。中國藝術雖形態各異，但貴在筋骨，在乎其神，不管經濟局勢如何，趙孟頫的書法，千古難求，豈可用金銀度量之⋯⋯
上海博物館有一套十札帖：
尺寸：纵25.8厘米，横57.3厘米
《行书十札卷》为赵孟頫致好友石民瞻书信九札，致高仁卿一札合装。系赵氏盛年所书。
这十通书札为亲友之间关于家庭琐事的通信，写来信手随意，自然地流露出作者的性情意趣和功力修养。书卷中真、草间出，映带匀美，较之正规书作，字形更多抑扬、奇正之态，流溢出温雅清朗的审美意蕴。笔意婉转停匀，妍润多姿，展现出书家一圆、二润、三熟的独特艺术风格。
拍賣會中國嘉德2024年春季拍賣會
作者趙孟頫
作者生卒1254~1322
形式手卷 水墨紙本
尺寸一札：28.48×44.2 cm. 11 1/4×17 3/8 in. 約1.1平尺；
二札：24×32.96 cm. 9 1/2×12 1/2 in. 約0.7平尺；
三札：22.72×18.56 cm. 8 1/2×7 1/4 in. 約0.4平尺
估價：人民幣 80,000,000-120,000,000
鈐 印 ：趙氏子昂
鑒藏印 ：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寶笈、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乾隆鑒賞、御書房鑒藏寶、嘉慶御覽之寶、宣統御覽之寶、無逸齋精鑒璽、宣統鑒賞（1-5印參見《清代帝後璽印譜·乾隆卷》7、28、29、94頁，7印參見上書《嘉慶卷》75頁，8-10印參見上書《宣統卷》13、7、8頁，6印參見《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弘歷》154印，247頁）
著 錄：
1.《石渠寶笈初編•御書房》，《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合編》（二），第917、918頁，上海書店，1988年。
2.《清宮舊藏歷代法書名畫總目》（趙孟頫三札真跡），《故宮珍本叢刊》第464冊，第185頁，海南出版社，2001年。
3.《溥儀賞溥傑皇宮中古籍及書畫目錄（下）》（永字二百五十一號），《歷史檔案》第68頁，1996年第2期。
4.徐邦達編：《重訂清故宮舊藏書畫錄》，第8頁，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年。
5.朱家溍編：《歷代著錄法書目》，第347、354頁，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釋 文 ：
（一）孟頫頓首復書。子敬茂才親家坐右，頃龔先生過此，因得承教，別後已深馳渴。茲枉專價惠書，就審已還宅上，殊慰懷想。且蒙遠惠木瓜碑文，尤佩厚意，領次感感。草草奉答，以謝尊丈侍邊，並冀道意，不宣。孟頫頓首復書。
頓首復書，子敬茂才親家坐右。趙孟頫謹封。
（二）達觀長老侍者，孟頫和南謹封。孟頫和南上覆，達觀長老禪師侍者，人至得書，索及墨竹，敬以來紙寫去，疏頭略改數語。又田提領記事，同此奉納，可用則用，不可用則已之籬篠，望多為擘划些去，庶不至臨時生受也。人回草此，不宣。孟頫和南上覆。
（三）孟頫再拜。孟頫承惠字，令取文書付仲深，即已面囑王都目矣。不肖數日便還，非遠別也，然冀善保，不宣。孟頫再拜。子敬教授仁弟足下。
說 明 ：
（一）受書人簡介：
1.此卷第一札與第三札均寫給同一人，上款或稱“子敬茂才親家”，或稱“子敬教授仁弟”。據考，“子敬”為元代早中期著名文人姚式，位列“吳興八俊”之一，與趙孟頫等並駕齊驅，亦是高克恭晚年向朝廷力薦的“五俊”之一。他與趙孟頫不僅是同鄉，更是青年時代的同窗，都曾是名儒敖繼翁的入室弟子。第一札中“專價惠書”及送“木瓜碑文”等內容來看，亦可證趙孟頫與姚式關係的親密。
2. 此卷第二札《致達觀長老札》，達觀長老是何方僧人，至今無跡可尋。但北京故宮博物院即藏有趙孟頫書與達觀的一通信札，台北張學良則曾藏一通趙孟頫《致明遠提舉惠竹帖》中，亦提及此人，可知達觀不僅與趙孟頫相熟，亦與他的朋友相熟。
（二）據《石渠寶笈初編》著錄，趙孟頫《行書三札卷》卷後原附明代文元發、張鳳翼、王穉登三人題跋，對此三札極盡溢美之詞。惜此卷於1922年11月24日溥儀以“賞賜”溥傑為名攜出宮外，後於亂離中原跋遭割裂。此《行書三札卷》由一位抗日將領購得而幸存。
（三）《清宮陳設檔》記，道光十四年（1834）6月，御書房交來上等手卷檔，內廷東路東六宮區御書房：孫虔禮書譜序一卷、周龍千里江程一卷……趙孟頫三札一卷、趙孟頫甕牖圖一卷、趙孟頫書雪賦一卷……趙孟頫秋聲賦一卷。
宣統十二年（1920）4月，永字手卷賬：二百四十四號趙孟頫雜書真跡卷、二百四十五號祝允明雜書一卷……二百五十號錢維城富春秋色一卷、二百五十一號趙孟頫三札真跡卷。
因而得知，此卷一直貯藏於御書房，列為“上等手卷”、標注“真跡”。
另據《溥儀賞溥傑宮中古籍及書畫目錄》可知，此作由溥儀於1922年11月24日賞溥傑，編號為永字二百五十一號。
千載幸逢真面目 翰墨遺蹤百變新
——趙孟頫《三札卷》考辨
文 / 尹光華
中國宋元明清的名人書札，近幾年已越來越受到海內外中國書畫收藏家與愛好者們的關注和熱捧。以數十數百萬甚至更高的價格買一通名人特別是大書家的信札已司空見慣。書札成為拍賣熱點市場的新寵，原因很多，茲擇要說其二種。
第一、人們首先關注的是書札的書法藝術。自古以來，文人間的隔空交流主要靠書札往還。文人善書，且多寫給師友、同僚或親人，又大多是即興而書，信筆所至，快疾而率直，與那些尺幅較大的捲軸書法的書寫狀態有顯著的區別。在人們的習慣觀念中，捲軸書法供欣賞適宜收藏與傳世，追求完美刻意經營反而影響了作者真性情真水平的酣暢表達，常會用習慣性的筆法佈局來取悅求索者與觀眾。而書札尺幅小，文字精煉而雅致，書寫的狀態不同，所以筆隨文思的跌宕起落而以心情為之，因此放鬆而直率，優雅而流美。因為無意於書，反而天機流露，發揮出他的真水平、真功力，露出其異於常調的新格局。這無疑對收藏者產生更大的興趣和吸引力，更願意去研究它，認同它。收藏者總是在這種過程中得到長進，得到愉悅，何樂而不為！
第二、書札引起人們關注的還有它的內容。宋元以來所見書札，大多是私人書信。多單書（一紙），二頁或二頁以上的復書並不多見。信的內容有一定程式：先問安，報近況。之後或告家庭之瑣事，個人之遭遇。至於友朋之升遷，朝廷之大事，亦會在至愛親朋中偶一披露。高興了，或將出行途中登山臨水的歡暢心情報告給對方，就成了一篇精緻的小型的遊記了。有的還會告知近日所讀的詩、書，談感受講心得，與朋友彼此共享。書畫家則多談酬酢之苦樂，收藏家好誇所見所藏之名跡。故紙短而情長，言簡而意賅。書札讀多了，對古人瞭解越深，則可以增知識，洗肝腸；可以改變心情變化氣質。豈但增財富，更能增境界，增考證與辨識之能力。所謂與古同游，其樂無窮。
由此而觀，藝術品與文物收藏，特別是書札收藏，可說是方興未艾，仍有樂觀之前景。
趙孟頫致子敬、達觀《行書三札卷》，便是這種言簡意賅、紙短情長的單書。它在乾隆九年被著錄於《石渠寶笈》。當時，正是清代全盛時期，此卷與一大批人間珍寶，不再示息人間，成為帝皇的獨賞。可惜乾隆的後代，除了嘉慶還偶爾關心一下這些墨寶，主持編就了《寶笈三編》，此卷中一方“嘉慶御覽之寶”可能是當時偶一覽之留下的。晚清政權日趨衰落，禁宮混亂，太監盜賣書畫文物猖獗，加上道、咸諸帝無節制的賜出，以及西方列強入侵時的掠奪，清宮舊藏書畫文物散佚頗多。一九二二年，紫禁城小朝廷在載濤、載潤、陳寶琛、朱益藩等人的主持下開始清點清宮遺存，並將之編成了《清宮舊藏歷代法書名畫總目》十冊。一九六零年，徐邦達從耆齡之子惠均手中借到了這部清點目錄，將古書畫作者按年代排序，並刪去了一部分乾隆年間的臣字款書畫1編成了至今流傳的《重訂清故宮舊藏書畫錄》。在上述二種清宮舊藏書畫錄里，趙孟頫《致子敬達觀三札卷》，都赫然在目。可見在一九二二年底，這個被《石渠寶笈初編》評為上等的趙孟頫《三札卷》還安然無恙。可惜好景不長，就在一九二二年夏天，溥儀開始以賞賜其弟溥傑為名將大量珍貴古籍及古書畫偷運出宮，因為體積小份量輕，各類手捲成為其首選的目標。在一九二二（所謂宣統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陰曆）趙孟頫《三札卷》隨著黃筌《寫生珍禽圖卷》、宋徽宗《畫王濟觀馬圖卷》等一批傳世名跡被藏在溥傑的轎箱中帶出宮去了。2此後它隨著溥儀去了天津、瀋陽。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溥儀攜帶部分書畫文物倉皇出逃，此卷在亂離中被偽滿“皇宮”小白樓衛士在爭搶中一分為二，跋尾上明文元發、張鳳翼、王穉登諸跋被割裂而去（圖1），而首段趙孟頫三札則被一位抗日將領購得而妥善保管至今，亦是不幸中之大幸。
趙孟頫《三札卷》，首見於《石渠寶笈初編》之第三卷，初編如此記載它：“元趙孟頫三札一卷，上等，貯御書房。行書凡三幅，第一幅碧色箋本，前後俱署趙孟頫頓首復書，又趙孟頫謹封五字。上鈐趙子昂氏一印。第二幅金粟箋本，前後俱署孟頫和南上覆。第三幅素箋本，前後俱署孟頫再拜。拖尾有文元發跋，雲：魏公三帖，筆法飛動，神采煥發，蓋聞之故老雲，公早年學思陵書，故用筆遒勁。至晚歲與伯幾同摹晉帖，遂升王氏之堂。此帖蓋真為二王傳神已。丁酉三月題於蘭雪齋，文元發。又張鳳翼跋雲：文敏書少宗李北海，故特具勁氣。後法二王，遂號稱入室。此三札二與子敬，一與達觀。雖似信手師心，而二法俱見，真可寶也。丁酉春杪。張鳳翼題。又王穉登跋雲：魏公書妙絕千古，而又妙於八行之札。此卷與子敬教授者二，達觀長老者一。二札自具一法，縱橫爛漫，疏勁妍密，無不可意。若天女散曼陀寶花，飛揚歷亂而皆得三昧。五百年來無此扛鼎筆也。丁酉三月既望，王穉登題。御筆題簽，簽上有乾隆宸翰一璽。”《石渠初編》的記載與目前現身的趙氏《三札卷》的材質款印完全相同，首段《致子敬茂才札》上鈐蓋的六方乾隆御璽也與初編入目評為上等作品的鈐印方式一致。可信眼前此卷必是《石渠》著錄者無疑。
據徐邦達先生說當年載濤、朱益藩等在編目時曾刻制“宣統御覽之寶”璽印多方，每看一件就蓋上一個至三個印，同時再加以登記。但究竟是哪幾方印卻未曾披露。我查閱了曾編入該《清宮舊藏書畫錄》中的諸多作品，發現有以下數印：一、“宣統御覽之寶”（朱文橢圓印），二、“宣統鑒賞”（朱文方印），三、“宣統御覽之寶”（闊邊大方印），四、“無逸齋精鑒璽”（朱文長方印），五、“無逸齋”（朱文長方小印）。3鈐蓋的位置並無嚴格規定。趙孟頫《三札卷》中一方“宣統御覽之寶”闊邊朱文方印蓋在首札中間。朱文“宣統鑒賞”及“無逸齋精鑒璽”則鈐蓋在第三札左側騎縫，是所見鈐蓋宣統璽印甚多的一件。這套遺老們編著的《清宮舊藏書畫總目錄》給所錄作品評定了等級，（如上上、上中、中等）更以宣統璽印的多寡表達了他們的意見。看來他們對諸多藏品的質量與價值心中還是有數的。
《三札卷》第一第三札寫給同一人，上款或稱“子敬茂才親家”，或稱“子敬教授仁弟”。考元代字“子敬”的稍著名人物有二十餘人，但其中僅二人曾任儒學教授，並與趙孟頫有所交集。他們是趙孟頫的同鄉，曾任紹興路學教授的姚式。另一個則是江蘇鎮江人龔璛，曾任寧國路學教授。他雖曾題過趙孟頫的畫作，4但二人的交往並不多，趙孟頫的詩文集中也未見贈詩與唱和。而姚式不僅是趙孟頫的同鄉，更是青年時代的同窗，二人都曾是當時的名儒敖繼翁的入室弟子，是一生心心相映的摯友。當貧困的姚式因高克恭的推薦去紹興任儒學教授時，趙孟頫真誠地祝賀，作長詩《送姚子敬教授紹興》，詩中這樣稱道他：“我友子姚子，風流如晉人……結交三十年，每見意自新……以子絕代才，數賢可比倫”。詩的最後則希望他“時時書寄我，用慰情相親”。這種真切感情的流露，說明他對姚式的高度評價確實是發自內心的。5在趙孟頫的詩文集中，還有《和姚子敬秋懷五首》及《和姚子敬韻》等詩。後一詩開頭就發出了“同學故人今已稀”的感傷，末二句則對這位平生知己直言：“准擬明年乞身去，一竿同理舊苔磯”。非常乾脆地表明辭官的決心，到家鄉與這個早年的同學一起過閒雲野鶴般的隱逸生活。過不多久趙孟頫果然從朝廷高位上去官返鄉，遺憾的是他的摯愛管夫人卻在半途病逝，從此他並未過上忘情山林的悠閒生活，而是帶著對亡妻的深深懷念在老病相侵中棄世，而摯友姚式，也辭去卑微的教職，歸隱於吳興西側的敷山，在貧窮困頓中飄然而去。
姚式的去世時間，沒有明確的記載。但在吳師道的《禮部集》《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詩》一文有如此記載：“泰定初，明仲為常山簿，相見則曰：子敬亡矣……。一月前似疾非疾，屏居敷山中絕食……明仲以予雅敬之，故見輒道子敬事，謹識而不忘，時距已七年”。按泰定僅四年（1324-1327）從“泰定初”上推七年，則為延祐六、七年之間（1319或1320）。台灣學者王德毅等在1979年編纂的《元人傳記資料索引》中推斷姚式卒於延祐中，所論甚當，估計也是根據吳師道此文推算而得的。至於姚式的生年，目前暫不可知，但是他比趙孟頫小，則是可以肯定的。有學者論定“吳興八俊”是以年齡排次序的。6姚式名列第七位，可見他比錢選、趙孟頫要小好幾歲。他的出生，可能要在南宋景定年間了。
姚式沒有任何著作傳世，他是否有自己的詩文集亦至今沒有發現，但在元代早中期，他卻是個著名人士。他是名動東南的“吳興八俊”之一，與錢選、趙孟頫等並駕齊驅。更是博學多藝、位高權重的高克恭晚年向朝廷力薦的“五俊”之一。鄧文原曾這樣稱贊他：“早馳英茂，凌厲無群。探幽河洛，考頤典墳。九流百家，羅洛輪困。瑰詞藻思，圭櫝之珍。”7可見他學識之深廣，學問才能在藝文界受重視的程度，以至朋友中見面“轍道子敬事”。8他亦善書，論者稱其“似楊凝式”，而“上溯王大令，使人想見其修然埃壒之表。”9因此同道中得到名跡索他題詠的極多。高克恭的《夜山圖》、程棨《耕織圖》等皆有他的題跋。題趙孟頫的就更多，趙書《小楷過秦論》、《楷書陰符經》、《行書歸去來記卷》、《逍遙齋記卷》都有他的題記與吟詠。趙孟頫名作《水村圖》他前後作過二次長跋（圖6）。可見他當時在江南文化圈聲譽之隆。
或許是恃才傲物，也可能是性格耿直，他獨立特行，與人交不設崖岸，對被他鄙視的俗子，他會白眼相向“凌厲無群”地“悻直”。所以趙孟頫說他會給人“相見令人怒，不見令人思”的感覺。10因此他一生偃蹇，只當過低微的窮教官。高克恭晚年向朝廷舉薦他而不果，只能以“無求”二字勸慰他。後來，他幸得友人曹元出資為他在紹興敷山購買了一塊宅基地，11才終於有了一個安身之處。
趙孟頫《三札卷》前札稱呼他為“子敬茂才親家”，後一札稱“子敬教授仁弟”（圖2）。可見姚式與趙孟頫不僅是同窗好友，此後還聯姻成了親家。讀二札內容可證二人關係的親密。“別後已深馳渴”（圖3）雖是一般書札的客套用語，但後札“不肖數日便還，非遠別也”（圖4），則別有深意。一定是有要事急於面商，可能與其信中所要的“文書”有關。從第一札所說的“遠惠木瓜碑文……草草奉答，以謝尊丈侍邊，並翼道意”（圖5）。看來“木瓜碑文”是姚式的父親送的。老人尚在，而姚式與趙孟頫已成了親家，又稱子敬為茂才，可證姚式尚未任紹興路教授，趙孟頫書寫此札肯定早於“子敬教授札”。就目前能見的資料，未見姚式有往北遠行的記錄。再從信中“專價惠書”及送“木瓜碑文”等內容來看，趙、姚二人應該都在江南，趙孟頫不可能遠在濟南和北京。所以從多角度推算，此時姚式應在中年約四十左右，而趙孟頫則已五十開外。據趙孟頫多種年譜，我們知道，自元貞二年（1296）趙孟頫病休江南，大德二年（1298）受命任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到至大三年（1310）九月再次赴京任翰林侍讀學士，這十餘年間他一直生活在江浙一帶。這正是他四十二歲至五十七歲的盛年時期，也是他與江南文人特別與姚式交往最密的時期。而從此札的書法丰神看，也與他這一時期書風相合。
趙孟頫書法早年受宋高宗趙構的影響，這是學界都予以肯定的。此後他取法鐘繇，力學二王，反復臨摹（圖6），深得羲、獻的精髓而自成圓潤俊逸、遒媚虛朗獨出群倫的自家面目。後更參以李邕勁直凌厲之筆，終於百鍊成鋼，一枝獨秀，傲然於有元明以來的中國書壇。當然這種偶露駿骨的書風，在趙孟頫的書法作品中展露的並不太多。致《子敬茂才札》因為“來價”立等，匆匆寫就，又是給親密無間的性情中人，所以“草草奉答”，不計工拙，以快疾勁硬的率真之筆抒寫了他書法與個人氣質的另一面。
在同代友朋的記載中，趙孟頫是一個溫和寬厚的學者，一個富有教養的豪門貴胄，對待師友親朋總是彬彬有禮，有求必應。他的大部分書札，都展現出這種華美與優雅。至今存世最多的書札，一是寫給一代禪宗高僧中峰和尚，另一個則是給他的親戚石岩（民瞻），都有一、二十通左右。趙孟頫篤信佛教，中峰年齡比他小很多，但趙孟頫對他敬仰之至，始終稱他為老師。趙孟頫喪女、喪妻，都一而再再而三寫信給中峰祈求超度，辭旨悲涼，但書寫筆筆恭謹，絕無荒率之態，依舊滿幅珠璣，全是標準華美的趙體。石岩可能是趙孟頫夫人管仲姬家的親戚，所以他的每一通信也極盡自己的能事，溫潤秀美，有時儘管迅捷，但仍是一貫的趙體。連他代管夫人給石家的書札，也無不如此，都是趙書中的代表之作。不過，如果我們認為這才是趙孟頫書作的標準件而忽視了其他，一定會造成鑒定的失誤和遺憾。
其實趙孟頫的友人與學生早就抉出了他性格中的另一面。戴表元在大德戊戌（1298）為《松雪齋集》作的序中開篇就說：“子昂才極高，氣極爽”，並稱贊他的詩文辭賦中有“凌厲頓迅”的一面。楊載在他所撰的《大元故翰林學士……趙公行狀》中說得更明白：“公性持重，未嘗妄言笑。與人交，不立崖岸，明白坦夷，始終如一。有過輒面加質責……然直而不許”。12明人王世貞說趙孟頫有些書法：“英標勁骨，謖謖有松風意”。13正是他性格的又一面在筆下的展露。
當然，趙孟頫書風的形成，個人品性是其原因之一，但他書道的師法途徑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說，他力學二王，臨寫羲、獻法書動輒數百遍已為大家所熟知。至於他何時學唐人李邕，則有較多爭議。從明代開始，多數人傾向於他晚年學李。然此說未可確信。董其昌《容台別集卷二》有如此記述：“此趙文敏為仇山村書者，余得觀其真跡……後有鮮于太常跋雲：子昂此書，深得北海筆意，與其他應付人情者不同。”按鮮于樞卒於大德五年（1301），他身前已見到友人趙孟頫“深得北海筆意”的作品，而當時趙孟頫才四十多歲，可知趙孟頫在中年時已學李邕了。元人顧德輝曾說趙孟頫有一路書法：“筆法寬和流利，不甚壯栗，有輕裝緩帶之風，而從首迄終無一惰筆，又起伏連貫，若一時書完者，純熟之極，幾於化矣！”14祝允明則說：“襟宇跌蕩，情度濃至，脫去平常姿媚百倍。”15上述著家所評，自然並非趙孟頫一貫的圓潤虛和眾所習見的趙體；顯然，這是趙書難得一見的另一面。趙孟頫《致子敬茂才札》正是這種英標勁骨，生面別開的盛年佳作。
當然，像本札這樣方硬勁峭，奮筆直書不求柔美的書風在趙孟頫的作品中並非孤例。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行書三段卷》之二《為袁安道書舊作詩》（圖7）是他延祐六年（1319）六十六歲時所書，時管夫人病逝，趙孟頫傷痛萬狀，勉強應酬，筆底失去了往日的風韻，不再講究提按與韻致，雖與《致子敬茂才札》筆意相似，而精氣神息已大不如前者了。兩件作品一比較，差距是十分明顯的。另一件風格類似的是亦藏於北京故宮的《行草書陶淵明詩》冊頁（圖8），後有虞集隸書題跋，說它“筆力痛快，無一點塵俗氣”。此件曾經清安儀周、近人張大千等遞藏，亦是他直率風格的真跡。還有一件趙孟頫的書法更值得注意，那是高克恭贈姚式的《墨竹坡石圖》立軸上的趙氏詩題。高克恭與姚式交往致密，對他有知遇之恩，友誼終始不斷。在諸多字“子敬”的人中間，沒有一個與高克恭有如此多的交集與情誼，這幅墨竹畫贈姚式是無疑的。
其作畫的時間應該在大德八年夏五。當時高克恭奉調赴京，舟過虎丘，姚式攜趙孟頫為錢德鈞所作《水村圖》囑題，高克恭欣然命筆，“少答雅意”。《雨竹坡石圖》應該就是在這時畫贈姚式的。江南夏五，正是梅雨季節，此畫當是應景而作。此圖左方有趙孟頫行書七絕一首：“高侯落筆有生意，玉立兩竿煙雨中。天下幾人能解此，蕭蕭寒碧起秋風。”（圖9）此頃，趙孟頫仍在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任上，經常往來於蘇、杭一帶。從“玉立兩竿煙雨中”到“蕭蕭寒碧起秋風”，趙孟頫應該是在本年的秋天為姚式題的。三個忘年之交，就此團聚在這幅畫上。或許是姚式的立索吧，趙跋書寫的十分快捷，和上述《致子敬茂才札》、《行草書陶淵明詩冊》（見圖8）一樣，極少頓挫，勁硬轉折，三十餘字僅蘸二、三次墨，由濃至淡段落分明，但字與字之間氣脈貫通，因此神完意足。瘦硬的筆蹤，彷彿風梢雨籜，與高克恭的畫筆相映成趣，協調無間，而且筆筆力透紙背，墨光浮動於紙上。而高氏自題的“克恭為子敬作”款字，反倒遜色不少。趙孟頫真是斫輪老手，其才思的敏捷與書寫的純熟，令人嘆服。二個富貴人和一個一生偃蹇的朋友同框亮相，或直面、或背影，這是三友唯一留下的可以供人一起瞻仰的名跡。
上述趙孟頫的五件，（圖7—圖11）皆書於特殊的環境，都應友人的逼促，故風調相近，筆下顯出了他難得的率真豪爽，不求好而自好，都以骨力勝而不以姿態勝，因此就顯得格外可貴。這種特殊的書風，我們可以從唐人李邕《雲麾將軍碑》（圖12）、《岳麓寺碑》等拓片中窺見端倪，也可從趙孟頫與密友鮮于樞的交往和作品中一探究竟。
鮮于樞來自北方，少即為吏，約至元十三年左右為湖南司憲經歷。今藏國家博物館鮮于樞《行書進學解》卷後劉致跋稱他在湖南任職時見過李北海《岳麓寺碑》“乃有所得”。而二十六、七歲的趙孟頫此時尚在浙江研讀詩史，從敖繼翁研習經學。據趙孟頫《哀鮮于伯幾》詩稱“憶昨聞令名，官捨始相識。我方二十餘。”可見，趙孟頫二十餘歲，是在江蘇揚州與任“行台掾”的鮮于樞認識的。當時鮮于已研習李北海多年了。此後，鮮于樞到浙江任職，因為書道改革的共同傾向，二人交往更密，相互敬重。趙孟頫學李北海源自鮮于樞的啓發與影響是極有可能的。（圖13）
本卷第三幀《子敬教授仁弟札》 亦書與姚式，從稱呼看晚於前札。“令取文書付仲深，即已面囑王都目矣。”可證趙孟頫仍在江南任上，“王都目”應是趙孟頫的下屬。“不肖數日便還，非遠別也。”趙孟頫從大德八年任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常常奔走於金陵、蘇州、杭州等地，三地與姚式任職的紹興都不算遠，離二人的家鄉湖州也不遠。“數日便還，非遠別也”，估計所要相商的事甚急，至於何事，已無法猜測。札中所稱的“仲深”，應是趙孟頫與姚式的同窗倪淵，也是敖繼翁的學生，烏程人，曾任湖州路學錄、杭州路學正、湖州路學教授等，晚年以富陽縣尹致仕。他也是高克恭晚年向朝廷舉薦的“五俊”之一，命運比姚式好一些。此札尺幅在三札中最小，紙張並不講究，估計趙孟頫在外地出差，用的是一枝尖而硬的小筆。從三處“孟頫”款字，二個“再拜”以及“數日便”等字看，此札寫得極快。包括簡約的文字，都可證明寫得匆忙。但三處“孟頫”款，都是標準的趙氏落款，在趙孟頫的書札中隨處可見。起首“孟頫承”及“還非遠別”一行、“子敬教授”一行，書寫自然俊美，所有牽絲、兜轉與提按都迅疾而準確；特別是“面囑”、“孟頫”、“足下”、“惠字”、“付仲”等二字間的牽絲更是沒有一點猶豫，連接得盡善盡美；而“面囑”，“非遠別”數字的牽絲則有筆斷意連之妙；“非”字的末筆與”遠”字短橫的起筆轉承尤其得勢得趣，可見其用筆之純熟功力之非凡。
此札曾見一雙胞偽作，今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元人詩翰冊》中。（見《台北歷代法書全集》十六冊110頁）該札除起首”孟頫再拜”缺失，其它六行字形行間位置全部照臨本札。（圖14）但書寫木強，氣脈全失，很多字牽絲缺失，偶有牽絲亦遲疑滯澀。原作中“也”字二處精彩的牽絲根本不敢臨仿。好多字之間似連非連而意氣相貫的筆意或全部取消，或極度勉強而失去了自然之致。真是不看不知道，一比皆明瞭。其中“別”字，“弟”字尤其失步，“別”字已幾不成字了。更重要的是，它開頭就缺寫了“孟頫再拜”四字。其實，這是元人書信的習慣性禮貌用字，元人書札無不如此。明代早期文人通信偶有人保持了這種習慣，但大多已不再用“XX再拜”而只用“XX頓首”，或“XX頓首拜”。至晚明萬曆時，信端連這些“頓首”之類的舊套亦不再使用了。作偽者不明白這種演變過程，以當時的習慣來看待古人，於是在臨仿作偽時也依照時行的方式省略了“孟頫再拜”四字，於是露出了馬腳。
台北該札左下方有清初笪重光的藏章，由此推斷該札的作偽時間約在萬曆、崇禎年間。北京故宮博物院出版社關鍵先生對姚式作過專題研究，撰有《姚式生平書跡等相關問題考略》，文中論及台北藏趙孟頫《致子敬教授札》時他這樣評說道：“此帖書法點畫用筆不類趙書，但據信札整體面貌，尤其是帖文的內容，似應有所本。”關鍵先生沒見過真跡原作，而從用筆習慣等方面考量，認為它不似趙書，更從其帖文內容推測台北本是“有所本”的仿作，論斷合理而正確。現在真龍現世，我們有了比對的依據，完全可以確信，台北本就臨自我們眼前此本。相信更多的明眼人都能通過仔細的審核作出確鑿判斷的。
《三札卷》另一札《致達觀長老札》，裱於此卷的中段，行書，寫於藏經紙上。達觀長老是何方僧人，至今無跡可尋。但北京故宮博物院亦藏有趙孟頫書與達觀的一通信札（圖15），台北張學良則曾藏一通趙孟頫《致明遠提舉惠竹帖》（圖16）。後札首句就提到此僧：“達觀來，得所惠書，承惠竹，甚濟所之。”可見達觀與趙孟頫相熟，亦與他的朋友相熟。元代佛教盛行，僧人是香餑餑，到處受歡迎。趙孟頫自然接觸過許多有名無名的僧徒。我們從上述諸札中獲得如下信息：一、達觀與趙孟頫的聯繫、饋贈大多是由他人轉達的；二、致達觀二札有一共同的主題——“田提領記事”。“記事”內容不得而知。我們可以知道的是，《三札卷》中《致達觀長老札》一定寫在故宮《惠竹帖》之後，因為“田提領記事”或撰或改，趙孟頫已經完成了。所以他請“來人”帶回達觀。並非常客氣地說“可用則用，不可用則已之籬篠。”在上一信中，達觀請“來人”帶上廟里醃制的“涼筍”。此一札則讓人帶來一張紙求趙孟頫作《墨竹》，並讓來者立等。此外，還讓趙孟頫幫他改寫廟中祝告時焚化的“疏頭”（看來達觀是一個文化不高的僧人），也是當場完成。同一時段，完成了三件事。這個達觀和尚可謂不嫌其煩！趙孟頫居然有求必應，都一一畢命。然後再復信，還不忘記關照如何處理“田提領記事”，再講一通客氣話。可以相信，達觀與趙孟頫家已十分熟悉。更可佩的是趙孟頫的善良和好脾氣，那種寬厚的大家風範以及對僧人的虔敬，躍然可見於字裡行間。一個半天，忙於應對這麼多瑣事，所以趙孟頫此札寫得匆促而迅疾，最後幾行更是運筆如掃，“籬篠”、“多為擘划”，“和南上覆”，皆急轉而下，映帶連貫，表現了趙孟頫書法中不同尋常的率意和豪爽。濃墨作書是趙孟頫的習慣，此札則不同，整幅都在半濃半淡之間，“書”字“納”字“人回”等等，一筆之中墨痕也不盡相同，更證明瞭他的匆忙。我猜測，他正是用剛畫過墨竹的毛筆，蘸了硯中余墨隨手完成這通書札的。信筆而作，顯出了他書法的純熟；行間的疏密與字與字之間的映帶，表達了他當時的情緒。一個敦厚和氣的謙謙君子，元代書家第一人的氣質與風采躍然紙上，並不以墨已淡紙已殘而稍有遜色。
我所說本札與故宮《涼筍帖》（見圖15）寫於同一時間，因為不僅內容上有聯繫，而二札書法的水平及書寫習慣也同出一轍。《達觀長老帖》寫在藏經紙上（《石渠初編》直接稱它為“金粟箋本”），金粟箋緊密堅致，正反兩面上蠟，16此紙最早的試用者可能就是趙孟頫，他的《小楷汲黯傳》就是用金粟山藏經紙寫就的。其次是他的學生俞和。此紙在明代大量流入蘇州地區，文徵明、王寵等用它寫書法的作品流傳極多，謝時臣還用它作畫。因為發墨，墨光浮現如漆，故書家多用濃墨來寫。趙孟頫此札墨色不濃，並不是他的常態，很可能與用作畫之筆及硯中余墨不多的緣故。也可能是幾經劫難，經多次裝裱洗滌，蠟與墨稍有脫落所致。
趙孟頫《惠竹帖》（見圖16）雖然並非寫給達觀的，但因為信中提到這位方丈，故附此一談。此札曾是清代安儀周舊藏，數十年前為張學良將軍所得，左方空隙處蓋滿了張將軍的大印，是近代鑒賞界諸前輩論定的真跡。該札與上述二札不同，達觀和尚成了送信人。委託達觀送信給趙孟頫的是一個叫“明遠提舉”的浙江人。元代稍有名望字明遠的有九個人，除孔昭孫外，其他八人年齡、身份及生活範圍都不可能與趙孟頫有所交集。而這個字明遠的孔夫子後代，因定居衢州（曲阜是他的郡望），早就被大家認定他是浙江人而被載人元代四明縣誌。他大德元年擔任過慶元路學正，蘄陽教授，慈溪主簿，浙江省掾，延祐間除袁州路知事，他的身份與活動範圍能與趙孟頫交遊自無問題。達觀可能是上述諸地區內某一寺廟的長老，他為地方學官帶一封便信給趙孟頫是順理成章的事。達觀在元代並不是一個著名僧人，但在七百年後仍有人惦記他，應該說這正是古書札的又一魅力吧！
此札的二次趙氏款書：“孟頫”、“孟頫上覆”亦與上述二通致達觀札的落款非常相似，“達觀”二字亦全同於上二札，可信是一人之手筆。將此三札的高清圖片放在一起賞讀，不論是文字內容及書寫風格與水平，都可信它們是趙孟頫同一時段內的親筆無疑。可惜的是，該書札左方空白處被張學良蓋滿了他的收藏章，有的印比項子京、乾隆的印章還要大，現代科技再發達也清洗不掉這種遺憾了。
古代書札很難考證它的早期流傳。可能是私人通信，更被深藏不露，有些世家大族甚至將有關先人的墨跡藏於宗廟家祠，數代相守不讓外流。就我陋見，趙孟頫書札上看到的早期鑒賞印是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致中峰和尚十一札》，它們分別鈐有文徵明、文彭父子，黃琳及項元汴的諸多印章。而另一套同樣著名的《致民瞻十札》，其第一個收藏者則是清初王鴻緒。看來寺廟藏品有時會比私家藏品更快地流向人間。
趙孟頫《三札卷》也是如此，它進入清宮前的流傳過程已無從考證。乾隆九年，它被著錄於《石渠寶笈初編》，第一札上的乾隆六璽是其確鑿的證據。該札上的“嘉慶御覽之寶”、“宣統御覽之寶”及卷末騎縫上的二方宣統璽印，可證從乾隆初至宣統時期，近二百年間此卷一直深藏於紫禁城內，此後它的流傳經歷已備述於前。但我們仍要感謝那位抗日將領，因為他的護持，我們才有幸反復批覽這三幀趙孟頫的手墨遺珍，領略這位一代大家的丰採神韻，觸摸他對友朋謙和的溫情，進而瞭解這幾個朋友的身份和際遇。每次展對總讓人不忍釋手，故撰此文，以誌欽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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